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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书评】全球流散景观及其诗学构建 ——评杨中举《流散诗学研究》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

2022-04-21 16:10:04

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坦桑尼亚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Abdulrazak Gurnah),表彰其“毫不妥协并充满同理心地深入探索着殖民主义的影响,关切着那些夹杂在文化和地缘裂隙间难民的命运。”[1]他于20世纪60年代末以难民身份移居英国,是典型的非洲流散者。2017年,石黑一雄(Kazuo Ishiguro)斩获诺贝尔文学奖,他与2001年的诺奖获得者V·S·奈保尔(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和1981年的布克奖得主萨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被称为“英国文坛移民三雄”。2003年,约翰·库切(John Maxwell Coetzee)将诺贝尔文学奖收入囊中,他有着“全球流散者”和“终生流散者”的称号。除此之外,迈克尔·翁达杰(Michael Ondaatje)、恩古吉·提安哥(Ngugi Wa Thiong’O)、奇玛曼达·阿迪契(Chimamanda Adichi)、本·奥克瑞(Ben Okri)等一大批具有流散或移民经历的作家同样获得了世界性声誉。流散作家、移民作家频频摘得世界性大奖,引起世人瞩目,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地时代背景。有学者指出,流散现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始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后半叶达到高潮的全球性的大规模移民”。[2]由于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婚姻、国际公共事务等因素,不同国家、各个领域的双向、多向互动都产生了大量移民或流散者,形成了世界性的“移民潮”或声势浩大的“流散景观”,由他们创作的“流散文学”已然成为世界文坛的一种突出现象。然而,如何描述这种全球性的“流散景观”,如何把握流散文学的独特面向,移民与流散、移民文学与流散文学的区别在哪里,国内外学界对流散诗学的建构又到了何种程度,这都是亟需回答的问题。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流散诗学研究》一书对以上诸多问题进行了较好的阐释与论述。

 



《流散诗学研究》 杨中举 著

人民出版社出版


概念疏证 清本溯源

  《流散诗学研究》首先对流散和移民、流散文学和移民文学之间的异同及适用边界进行了清晰地辨别与厘定,对学界相关研究中的混用、乱用的现象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

  首先,是对“diaspora”一词的来龙去脉的梳理与汉译的统一。“diaspora”一词来源于希腊词diaspeirō,由“dia”(之间,通过)和“speirō”(播种、分散)组成,意为“我播撒”(I scatter),“我传播”(I spread about)。国内对于“diaspora”有多种译法,比如“族裔散居”、“移民社群”、“散居”、“飞散”、“离散”、‘流散’、“侨居”、“大流散”、“文化离散”等等,且各有理由。杨中举详尽分析了这个词语的不同译法,并从历史继承性、时间上的延续性、空间上的延展性、学理、学缘上的传承性以及逻辑性等层面判定“流散”这一译法最为妥当。“在汉语文化传播语境中,‘流散’之译使流散诗学理论话语建构获得了灵活性与学术张力。”[3]译名的统一是流散诗学建构的前提。

 



杨中举,临沂大学传媒学院教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外语学院兼职硕士研究生导师

 

  其次,是对“流散”与“移民”这两个概念的辨别。流散与移民这两个概念经常遭到混用,也鲜有研究者对其进行细致区分,许多学者甚至就把流散等同于移民。其实,这两个概念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显著差异。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包含着“地理位置的移动”的意蕴,即从一个地方来到另一个地方。但是,二者的区别更在于主体的精神与心理上的“位移”与“混杂”。“流散族属于移民群体,但不是所有的移民都是流散族,不能把所有移民都当成具有流散意识的流散族。”[4]也就是说,“移民”这个概念更广泛,它大于“流散”。“移民不一定都具备流散特质,而流散者首先都是移民,流散者必然产生混合文化身份的后果,包括现实中与文化艺术想象(流散想象)中的后果。”[5]由此看来,流散属于移民的特殊类型,“流散”之所以称之为“流散”必须具备某些要素:

  流散事实的发生、流散族群与流散身份的形成、流散文化与流散文学的创造大都是跨界(跨国、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等)状态的,以流散者(流散族)为行为主体,对母国、东道主国(或多国)及其自身族裔群体的经济、政治、文化、宗教、族性等产生双边或多边影响,在各领域生成显在或潜在文化后果,这样的移民现象才可以纳入流散范畴。[6]

  由上可知,“流散”必须是“跨界”的,“流散事实”的发生需要流散主体跨国、跨民族、跨区域、跨文化,而且要产生或显或潜的文化后果。移民则不一定,有的移民主体虽然实现了地理位置的位移,但是没有产生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族性的“反应”,尤其是没有“产生混合文化身份的后果”,所以不能纳入流散的范畴。为了进一步阐释流散的独特性,杨中举进一步论述道:

  流散的实质是某个族群的个人或群体从一种文化环境迁徙到另一文化环境,引起生存 危机、文化身份认同、文化适应、文化冲突、文化混合、文化再生、文化传承等问题,包括现实中的与想象建构中的。它涉及地理跨界、种族跨界、心理情感跨界、文化精神跨界等多重问题,流散者要面对故土和散居之地的地理、种族、心理和文化精神的双重或多重认同与选择,最终居于中间地带或由流散而生的第三文化空间、边缘文化空间。[7]

  所以,流散有其独特的气质,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间的“碰撞”以及这种“碰撞”在行为主体身上产生的“效应”才是流散的核心议题。至此,流散的独特气质便显现出来了。

  再次,是阐明流散文学与移民文学的异同。从广义上讲,流散文学属于移民文学,但移民文学不一定是流散文学,流散文学是移民文学的特殊组成部分。“作家的跨国流散生存经验与作品表现的“流散性”主题是界定“流散文学”缺一不可的两个要件。”[8]所谓流散性主题,即流散族群的文化选择、失根、依附、背离、混合、再生等问题。具体来讲:

  “流散文学”是具有切身流散生存经历与体验的流散作家创作的表现个体流散或群体流散生活,艺术地反映流散文化现象及其生成变化事实的各类文学作品,作者、主题内容、人物形象及背景都具有鲜明的“流散性”,有其自身产生、发展和审美的规律。[9]

  上述界定精准地把握住了“流散文学”的精神特质。移民文学可能也包括上述内容,但移民文学也囊括不具备“流散性”主题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移民文学的范围更加广泛。由此可知,“流散”是有边界的,“流散文学”有其自身独特的主题内涵和美学表征,任何对它的泛用都是对它的误读。通过以上阐释,移民与流散、移民文学与流散文学这两组概念就得到了清晰地界定和明确的表述。

史论整合 全景审视

  “流散”在漫长的历史时期,经过了大写Diaspora特指到小写diaspora泛指的嬗变过程。“流散既指特殊历史时期犹太大流散,也指与犹太人受难经历相同的其他流散族,还指全球化时代跨越国界的全球流散族。”[10]随着时代的发展,流散的使用范围也得到了极大扩展。因此,《流散诗学研究》并没有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流散族群,而是对世界流散族群的多维关照及对其文化后果的全景审视,呈现出鲜明地广阔性和历时性特征。

  该著第一章“流散及其文化后果”除了对“流散”的概念进行界定以外,还对古希腊大流散、犹太流散、华人流散族群、黑人流散族群、俄罗斯流散族群和印度流散族群及其文化后果进行逐一的论述。第二章“流散文学”与第二章基本上一一对应,首先明确了“流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然后就对古希腊战争流散者的思乡文学、犹太流散文学、华人流散文学、黑人流散文学、俄罗斯流散文学、印度流散文学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流散文学进行详细分析,逻辑严密,环环相扣,层次清晰,有纵深感。比如,在论及“黑人流散族群及其文化后果”的时候就从奴隶贸易开始,一直到两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全球化进程。其实,黑人流散在很大程度上与臭名昭著的奴隶贸易息息相关。开始于15世纪晚期,并持续400年之久的大西洋奴隶制度(Atlantic slavery),给美洲带来了1100万奴隶。“在1600年到1800年间,大约四分之三的美洲移民是非洲奴隶。奴隶制度填补了主要农作物——蔗糖、烟草、大米、咖啡,最终还有棉花——地区的劳动力短缺。”[11]保罗·蒂亚姆贝·泽勒扎(Paul Tiyambe Zeleza)和迪克森·埃尔(Dickson Eyoh)在主编的《二十世纪非洲历史百科全书》(Encyclopedia of twentieth-century African history)中,则这样写道,“从15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跨大西洋贸易使1500多万非洲人分散在美洲各地。”[12]然而,用“流散”这个概念描述大西洋奴隶贸易是较为晚近的事。“直到20世纪60年代,diaspora才作为对非洲移民的一种描述而被广泛使用。现在,它是描述在大西洋世界被奴役的非洲人和他们的后代的标准术语。”[13]在《美国文明和黑人》(American civilization and the negro,1916)中,查尔斯·维克多·罗曼(Charles Victor Roman)写道,“奴隶贸易是非洲人的流散,这些流散者的孩子已经成为美国共和国居民中的永久组成部分。”[14]可以说,流散者携带的文化因子也逐渐融入到移居国的文化肌理中,成为东道国多元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黑人流散族群及其文化后果”相对应的,是对黑人流散文学的关注。黑人流散文学包括美国黑人流散文学、英国黑人流散文学、加拿大黑人流散文学和加勒比黑人流散文学,而且它们的流散特征、流散主题既有共性,也各有特点。正如非洲流散研究的开拓者卡洛尔·博伊斯·戴維斯(Carole Boyce Davies)教授所言,“研究非洲流散其实就是研究全世界。”[15]除了黑人流散文学,杨中举还对犹太流散文学、华人流散文学、俄罗斯流散文学、印度流散文学和世界其他国家与地区的流散文学进行了全面的揭示与阐释,为我们呈现出立体多维的流散文学景观,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学术价值。

旁征博引 建构诗学

  如今,流散文学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流散群体脱离母国的文化环境,进而投入到他国的文化境地中,在身份认同、语言、种族、他乡与故国等方面都会出现类似的“流散”症候。“流散是一种被迫迁徙于异质空间的特殊生存方式,这种带有双重性生存经验而引发个体精神世界的混杂性与冲突,形成了一系列文化身份认同探寻现象。”[16]虽然犹太人、非洲人、墨西哥人、印度人、华人等族裔在流散原因、规模、时间、形式、文化表征等方面千差万别,但是都因脱离“本地、本族、父家”而散居在异质文化的夹缝之中,所以他们具有某种相似的文化表征。流散作家的创作具有如下共性:跨界身份、多元文化;后殖民语境、全球化大潮;对母国与宗主国的眷恋与反思和作为世界性公民的超脱;站在本土,放眼世界,发出独特声音;构建文化立场,代言多元文化。[17]等等。这也是流散诗学得以建构的基础。那么,何谓流散诗学?

  流散诗学是以流散文学和流散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揭示流散文化发生、发展规律,探讨流散文学创作及其审美规律的理论。它具有鲜明的跨学科性,涉及文学、文化学、人类学、民族学、政治学、跨文化传播学等领域相关学科。它以流散文学为研究核心,辐射到流散文化、流散社区与流散族裔等相关内容的研究。[18]

  可以说,流散诗学是全球流散景观的“最大公约数”。众所周知,流散不是近几十年才有的现象,而是在人类历史中一直存在。有不少研究者早就注意到了流散作家群体,只不过当时现代意义上的“流散”概念并未出现,“流亡”一词是概括这个群体的普遍称谓。比如,丹麦文学评论家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第一卷《流亡者的文学》中概述了因政治高压而被迫流亡的欧洲主流的作家群体。20世纪90年代是流散研究的重要时间点。创刊于1991年的《流散:跨国研究杂志》(Diaspora: 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Studies)致力于运用流散诗学理论对移民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进行跨学科研究。这本杂志从创刊伊始就带有多元色彩,正如在第一期的内容简介上所写的那样,“我们将会发表那些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文章,尽管我们并不认同其中的某些观点。”[19]这本杂志的创刊“标志着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该理论作为一种批评工具或研究角度来研究历史和当代散居族裔问题,而散居族裔、跨国主义和全球化课题也已开始进入美国一些大学的课程计划。”[20]由上可知,流散诗学一直在自觉不自觉地建构之中,流散这一全球景观以及流散文学这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必然要求学理性的归纳和总结。

 



《文化与帝国主义》爱德华·W.萨义德/著  李琨/译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在“后殖民理论对流散诗学建构的重要作用”一节,杨中举细致梳理了萨义德、斯皮瓦克、霍米·巴巴等人的核心观点以及对流散研究的借鉴作用。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谈到流亡者时指出,后殖民化时代和帝国主义斗争的副产品之一就是产生了大量的难民、移民、无家可归者和流亡者。这些人无法融入新的权力结构之中,被既定的秩序排除在外,流离于旧帝国与新国家的夹缝中。[21]在《知识分子的流亡——放逐者与边缘人》中,萨义德指出,“流亡者存在于一种中间状态,既非完全与新环境合一,也未完全与旧环境分离,而是出于若即若离的困境,一方面怀乡而感伤,一方面又是巧妙地模仿者或者秘密的流浪人。”[22]他认为,流亡知识分子具有双重视角以及能够窥见事物的前因。“流离失所意味着从寻常生涯中解放出来。”[23]“流亡的知识分子(exilic intellectual)回应的不是惯常的逻辑,而是大胆无畏;代表着改变、前进,而不是故步自封。”[24]赛义德认为,“流亡就是无休止,东奔西走,一直未能安定下来,而且也使其他人不能安定,无法回到更早、更稳定的安适自在的状态,而且更可悲的是,永远也无法安全抵达、无法与新的家园或境遇融为一体。”[25]萨义德这些关于流亡的论述被许多研究流散作家的学者所借鉴、运用。

  除此以外,霍米·巴巴提出了“流亡诗学”“文化翻译”“双重视界”“混合文化身份”等著名概念;斯皮瓦克提出“他者”视角理论;斯图亚特·霍尔的“新族性(new ethnicities)”“英国黑人性”“黑色大西洋”“文化表征”等概念给人很大启发,勃兰兑斯的“流亡文学”批评模式和帕克的“边缘人”与移民报刊研究模式同样值得学习。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国外学者于20世纪90年代前后对流散诗学的建构,比如,谢弗尔的“流散政治”与“三方组合网络”模式、萨夫兰流散研究的“流散—回归”模式、罗宾·库恩的“全球流散”模式与“流散动力”说、吉尔洛伊的“黑色大西洋”与多重混杂模式和苏德什·米什拉的“流散批评”模式建构,等等,这些批评模式和理论建构既是对流散现象有意地归纳与总结,也丰富了流散文学研究。

  综上所述,《流散诗学研究》是国内第一部系统归纳、阐释流散诗学的理论著作,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总结性意义。正如郑克鲁先生所言,“全书研究思路较清晰,逻辑结构较严谨,在流散、流散文化、流散文学、流散诗学等相关问题上都作了自成一家之言的探讨与解析,对继续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能够起到较坚实的铺垫作用。”[26]除此以外,该著作者也呼吁建构“全球流散文学史”。目前来看,从不同的角度,流散文学往往被划归为不同属类的文学,比如,从母国的角度来看,流散在外的作家创作的作品一般属于作家的母国的文学,而从移居国的立场来看,这种文学又被归为移居国的文学。比如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作品既属于坦桑尼亚文学,又属于英国文学。但是,流散文学“严格说来它既不能简单地归属到东道国文学中,也不能完全划分到母国本族文学中,‘流散文学’应当有它自己的专门史与领地,应当以全球化视野、跨界性思维去探讨建构‘全球流散文学史’。”[27]而流散诗学就是“流散文学”这一专门领地的“最大公约数”,也是全球化时代,构建文学文化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理性基础。文学是时代的晴雨表,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如果我们能够书写出一套“全球流散文学史”,那必定是一件振奋人心的事!我们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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